屠呦呦：一生倾情青蒿素
个人简介：抗疟药青蒿素和双氢青蒿素的发现者，中国中医科学院终身研究员兼首席研究员、青蒿素研究中心主任。1930年12月30日出生于浙江省宁波市，其名“呦呦”源自《诗经》中的诗句“呦呦鹿鸣，食野之蒿”。1951年，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院药学系生药专业；1955年毕业后到卫生部中医研究院（中国中医科学院前身）中药研究所工作至今。
2011年荣获拉斯克奖临床医学奖，2015年荣获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2016年荣获国家科技最高奖。
屠呦呦荣获2016年度国家科技最高奖，可能又创造了一个“第一”：在2000年至今获此奖27位国家科技最高奖得主中，她“婉拒”了多家媒体的采访。
好在，从她同事的讲述中，我们也能“窥见”其人其事、其心其志。
临危受命
把两个女儿安置好后，屠呦呦全身心投入一项秘密任务
1969年1月底，39岁的卫生部中医研究院实习研究员屠呦呦，忽然接到一项秘密任务：以课题组组长的身份，研发抗疟疾的中草药。
疟疾，中国民间俗称“打摆子”，是由疟原虫侵入人体后引发的一种恶性疾病，已经在全球肆虐了几千年，患者得病后高烧不退、浑身发抖，重者几天内就会死亡。19世纪，法国化学家从金鸡纳树皮中分离出有效的抗疟成分奎宁；二战期间，科学家又发明了奎宁衍生物——氯喹，并成为治疗疟疾的特效药。但到20世纪60年代，疟原虫对氯喹产生了耐药性，疟疾再次在东南亚爆发。在越南战争中，疟疾成为比子弹、炸弹更可怕的敌人，严重影响了美越双方的部队战斗力。美国为此专门成立了疟疾委员会，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研究新型的抗疟药物。到1972年，美国筛选了21.4万种化合物，但都无果而终。
应越南的请求，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示下，中国军方从1964年起开始抗疟药研究。1967年5月23日，国家科委和解放军总后勤部在北京召开“抗疟防治药物研究工作协作会议”，代号为“523”项目的大规模药物筛选、研究在全国7省市展开。截至1968年，参研机构筛选了万余种化合物和中草药，均未取得理想结果。在这种情况下，1969年1月21日，中医研究院受命加入“523”项目。
她的同事、曾任中药研究所所长的姜廷良研究员告诉记者，当时正值“文革”，年老的专家“靠边站”，大学时学生药学、毕业后又脱产学习过两年中医、科研功力扎实的屠呦呦，遂被委以重任。
“屠呦呦的责任感很强，她认为既然国家把任务交给她，就要努力工作，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做好。”据屠呦呦的同事、中药所廖福龙研究员介绍，由于丈夫李廷钊被下放到“五七干校”、两个孩子无人照看，她就把4岁的大女儿送到托儿所全托班，小女儿送回宁波老家由老人照顾，自己则全身心投入抗疟中草药的研发。
历经波折
经过无数次失败，屠呦呦终于在中医古籍的启发下获得高效的青蒿提取物
最初，课题组只有屠呦呦一个人。阅读大量历代中医典籍、查阅群众献方、请教老中医专家……她用3个月时间，收集了包括植物、动物、矿物药在内的2000多个方药，并在此基础上编辑成包含640个方药在内的《疟疾单秘验方集》，送交“523”办公室。
此后，屠呦呦以常山、胡椒、青蒿等为主要对象，进行重点研究。截至1971年9月初，她和同事对包括青蒿在内的100多种中药水煎煮提物和200余个乙醇提物样品进行了各种实验，但结果都令人沮丧：对疟原虫抑制率最高的只有40%左右。
“重新埋下头去，看医书！”脾气倔强的屠呦呦又开始用心阅读中医典籍，从中寻找灵感。一天，她在阅读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时，被其中的一段话“醍醐灌顶”：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
屠呦呦意识到：温度是提取抗疟中草药有效成分的关键！经过周密思考，屠呦呦重新设计了新的提取方案，从1971年9月起对既往筛选过的重点药物及几十种后补药物，夜以继日地进行实验，结果证明：青蒿乙醚提取物去掉其酸性部分，剩下的中性部分抗疟效果最好！
10月4日，在历经数百次的失败后，“幸福终于来敲门”：实验证实，191号青蒿乙醚中性提取物对鼠疟原虫的抑制率达到100%！
以身试药
“我是组长，我有责任第一个试药”
“获得有效样品只是第一步，要应用还必须先进行临床试验，这就需要大量的青蒿乙醚提取物。”姜廷良回忆，当时找不到能配合的药厂，课题组只好“土法上马”：用7口老百姓用的水缸作为实验室的常规提取容器，里面装满乙醚，把青蒿浸泡在里面提取试验样品。
“乙醚等有机溶媒是有害的化学品，当时实验室和楼道里都弥漫着刺鼻的乙醚味道。”姜廷良说，当时设备设施简陋，又没有排风系统，更没有防护用品，大家顶多带个纱布口罩。
在这样的环境中日复一日的工作，科研人员除了头晕眼胀，还出现鼻子流血、皮肤过敏等症状，但没有一个人叫苦叫累。
这还不算。临床前试验时，个别动物的病理切片中发现了疑似毒副作用。到底是动物本身存在问题，还是药物所致？搞毒理、药理实验的同事坚持：只有进行后续动物试验、确保安全后才能上临床。
为不错过当年的临床观察季节，屠呦呦向领导提交了志愿试药报告，并郑重提出：“我是组长，我有责任第一个试药！”
1972年7月，屠呦呦等3名科研人员一起住进北京东直门医院，成为首批人体试验的志愿者。经过一周的试药观察，未发现该提取物对人体有明显毒副作用。
当年8—10月，屠呦呦亲自带上样品，赶赴海南昌江疟疾高发区，顶着烈日跋山涉水，在病人身上试验，完成了21例临床抗疟疗效观察，效果令人满意。
此后，课题组再接再厉：在1972年11月获得有效的青蒿素晶体，1973年上半年完成了系列安全性试验，当年秋天用青蒿素胶囊在海南进行了首次临床试用；与中科院生物物理所、上海有机所等单位合作，在1975年底测定了青蒿素的化学结构。结果表明，青蒿素是一种不含氮的结构完全不同于氯喹的全新药物！
1977年，经卫生部同意，研究论文以“青蒿素结构研究协作组”的名义，在《科学通报》上发表，首次向全球报告了青蒿素这一重大原创成果。1986年10月，青蒿素获得卫生部颁发的《新药证书》。
不仅于此。1973年9月，屠呦呦课题组还首次发现了疗效更好的青蒿素衍生物——双氢青蒿素。1992年，她历时多年主持研发的青蒿素类新药——双氢青蒿素片获得《新药证书》，并转让投产。该研发项目当年被评为全国十大科技成就，是屠呦呦对中国乃至世界做出的又一重要贡献。
国际大奖找上门
“荣誉属于中国科学家群体”，大部分奖金捐献
2000年以来，世界卫生组织把青蒿素类药物作为首选抗疟药物，在全球推广。“2005年，全球青蒿素类药物采购量达到1100万人份，2014年为3.37亿人份。”姜廷良介绍说，世界卫生组织《疟疾实况报道》显示，2000年至2015年期间，全球各年龄组危险人群中疟疾死亡率下降了60%，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下降了65%。“青蒿素类药物作为治疗疟疾的主导药物，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
青蒿素在国际上被誉为“东方神药”，名副其实。
名至实归的，还有屠呦呦荣获的两个国际大奖：2011年拉斯克临床医学奖和2015年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这两项大奖，均为中国本土科学家的“零突破”。
“在人类的药物史上，如此一项能缓解数亿人疼痛和压力、并挽救上百个国家数百万人生命的发现的机会并不常有”——拉斯克奖评委、斯坦福大学教授露西?夏皮罗这样评价青蒿素的发现；
“屠呦呦是第一个证实青蒿素可以在动物体内和人体内有效抵抗疟疾的科学家。她的研发对人类的生命健康贡献突出，为科研人员打开了一扇崭新的窗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评委让?安德森如此评价屠呦呦的贡献。
对于这两个全球瞩目的国际大奖，屠呦呦本人如何看待？
对于拉斯克奖，她说：这是中医中药走向世界的一项荣誉。它属于科研团队中的每一个人，属于中国科学家群体。
对于诺奖，她说：这不仅是授予我个人的荣誉，也是对全体中国科学家团队的嘉奖和鼓励。
“当我在台下听到这句话时，特别感动！”陪同屠呦呦到斯德哥尔摩领奖的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张伯礼回忆说，“虽然青蒿素是特殊时期团队协作的结果，但屠呦呦的贡献是非常关键的发现。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我们强调集体，忽视了对科学家首创贡献的认可。”
“其实这两个大奖都是主动找上门来的。”廖福龙告诉记者，“对于名利她真的是非常淡泊，只要自己的研究得到认可，她就很满足。对于国际奖项，她更看重的是‘为国争光’。”
“‘不要推荐我！’”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司司长曹洪欣向记者说了一件事：“2009年中医科学院推荐屠呦呦参评第三届唐氏中药发展奖，她听说后直接打电话给我表示拒绝：我这么大岁数了给我干嘛？”
屠呦呦获得的诺奖奖金为46万美元，折合成人民币是300多万元。据张伯礼介绍，其中200万元分别捐给了北京大学医学部和中医科学院，成立了屠呦呦创新基金，用于奖励年轻科研人员；其余的钱主要支付她的家人到瑞典领奖的相关费用等。”
本色不改
只关注青蒿素新适应症的药物研发，不希望被打扰
“屠呦呦性格的执着、对工作的执着，谁也改变不了。”曹洪欣笑着说，“我曾多次陪有关领导给她拜年，领导都会问她生活上有没有困难，她从来没提过什么困难，但一说到青蒿素，她眼睛就发亮。”
“工作就是她的爱好，或者说她的工作跟生活是一体的。”1995年加入屠呦呦团队的杨岚研究员告诉记者，“我觉得她整天想的就是青蒿素，怎么把它继续做下去、让它的作用发挥到极致。”
据介绍，近些年来屠呦呦一直关注青蒿素“老药新用”的问题——研究新的适应症。可喜的是，青蒿素治疗红斑狼疮的动物实验疗效不错，目前已经获得临床批件。
荣获国际大奖后，屠呦呦的生活发生了哪些改变？
“据我了解，没有什么改变。”廖福龙说，“如果说有改变，就是家里的电话多了，她有点不适应。包括媒体采访，她基本谢绝，希望不要打扰她的生活、能安安静静地做自己的事。”
“不光是采访，包括各种公开活动，她也极少参加。”张伯礼补充道，“她多次跟我说：就到这吧，我不习惯这种场合上的事，咱们还是加紧青蒿素研究吧。”